在各种家庭关系当中，婆媳之间的关系大概是最不容易相处的了。不要说那些好不容易熬成婆的老太太聚在一起，谈的话题总是离不开议论儿媳妇的长短，就是那些迈进丈夫家多年的年轻女性，有空聊天的时候，也不免把聚会变成了声讨婆婆大会或者诉苦大会。处在婆媳之间的那位儿子兼丈夫，为了维系双方的关系，受过多少夹板气，赔了多少笑脸，编了多少瞎话，也是可想而知的。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在对各种人际关系分类时，会采用一个双维度的标准。一个维度是关系中两个人身份角色的距离，一个维度是关系中两个人的真情交换和义务履行的均衡。在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是一种血缘关系，父母儿女以血脉相连，在以父子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里，亲子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而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相形之下其重要程度都会弱一些。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些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由角色身份固定下来的。因此，我们对这些关系在情感表达上就形成了各自的区别。对此，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等差之爱”。意思是说，在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手足之间都有来自角色身份规定的情感。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应有之情”。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伦理规范，也有不同的情感类型。
一般来说，在家庭生活中，由于家庭成员不仅有很近的血缘关系，而且还耳鬓厮磨，朝夕相处，同时具有最切近的应有之情和最淳厚的真有之情。当原本没有亲缘关系，“本不是一家人”的男女，由于相爱“走进一家门”的时候，主要是被“真有之情”推动的。婚姻不仅带来了夫妻关系，而且也带来了一大串家庭关系身份，新娘子一下掉进了一张关系网当中，需要四面应付。婆媳关系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关系。而对于媳妇来说，婚前与夫家的人一般交往比较少，所以，对丈夫是真有之情，而对公婆和夫家其他成员就只有应有之情。应有之情只是一种根据角色规定的情感，例如传统伦理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这种义务之情由于仅仅是义务，很容易让人言不由衷或敷衍了事。媳妇心里会想，我们之间没有交情，我不是你从小带大的，因为结婚，我就要对你百般照顾，我自己的父母我还没来得及孝敬呢，能做到现在这样我就很不错了。
婆婆看到媳妇与自己的儿子结婚，走进自己的家，就会本能地形成一种预期，那就是儿媳妇应该像女儿、儿子那样对待自己。可是往往儿媳妇因为缺乏“真有之情”恰恰无法做到这一点。儿媳婚后改口称婆婆为“妈妈”，也会本能地将婆婆的行为与自己的母亲相比，形成婆婆应该像母亲这种预期。当双方混淆了婆媳关系与母女关系的时候，往往会因为对方无法满足自己的预期而渐生不满。不满的情绪出现后，婆婆和媳妇又都会出现一种归因偏误，那就是认为婆媳关系就是婆媳关系，永远不会变成母女关系。在传统社会里，女性嫁到夫家后，对于娘家来说，已经是一盆泼出去的水。姓名被改变，或是只保留娘家的姓氏，变成“王李氏”、“张刘氏”，或是本名前冠以夫姓，成为夫家父子轴上的一个配角。娘家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家，为父母养老送终的真情表达受到了限制，而夫家也还不是自己的家，要对陌生人生出真有之情并非易事。因此，媳妇处在卑微的地位上，一熬就要几十年，直到成了婆婆，夫家才终于变成了自己家。
中国社会里传统的“父系”制度强化了生男嗣的重要性。因为对于媳妇而言，要巩固自己在夫家家族中的地位就得靠替夫家生出子嗣，惟有如此才能延绵夫家家族的香火并提供祖先祭拜时主要奉祭的人员。但若生不出子嗣，则恐遭休妻或纳妾的命运。在这重重压力之下媳妇由年轻到熬成婆婆的这一路上，儿子便成为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寄托也是最重要的生活依靠。然而，这种因文化结构限制而更形强化的母子连结不但造成婆婆对儿子的绝对偏袒，更对婆媳关系而言成了一大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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