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

天才文展

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我得过一场病。

说起来并不严重，就是不爱说话，不爱吃饭，不爱和任何人对视。对于这样的病，小镇的医生是不屑的。不屑，也可能来自不懂。在当时，每个人身上财富还没有足够的数量，对人的耐心因此也没有足够的重量，这样“多余”的症状，只会被当作一个人的胡思乱想。

“把他晾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了。”医生是这么说的。

那个医生治疗过我养的一只猫和阿太养过的一头牛。用的是同一种针剂，只不过猫打了一剂，牛多加了一剂。我的猫当晚就死了，阿太养的牛挣扎了一个月。在即将死的时候，阿太赶紧叫屠夫来宰了。“死掉的牛，肉是不能吃的。”这是阿太的理由。缠过脚的阿太在宰完牛，忙着挎着篮子到处给亲人分牛肉时，还特意去了趟那医生的家。阿太还没开口，医生就先说了：“你得感谢我，要不是我，你那牛连一个月都扛不住。”

所以母亲听完医生对我的诊断，第一件事就是着急跑去找父亲：“看来不是小问题，土医生找不到办法，我们得找。”

父亲是个因为不太愿意动太多脑筋而显得很阳刚的男人。整天混朋友的他，开出的药方是：“不就缺玩伴吗？找啊。”

第二天，文展被母亲领到家里找我玩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文展这个人选说不上是母亲多精心的安排。

当时每个成年人似乎都练就了吃饭的一个好本事，手托着一个大碗装着米饭，手腕的剩余部分夹着一个小碟子，里面装满这一顿可以下饭的两块榨菜、一块肉诸如此类，然后女人就全世界话家常去，男人就到处找墙角蹲着海吹胡侃。

那个周六，母亲只是托着自己的午饭走了趟周边的邻居家，然后领回了文展。文展家住在后面，他大我一岁，而且“读书不错”——母亲介绍的时候强调了一下。

我不记得当时他什么表情，我只记得自己“哦”了一声，用手背盖住眼睛，继续睡觉。当时的我吃完饭就睡觉，睡醒后就发呆，然后再吃饭，再睡觉。

我的冷漠没能让文展放弃。我记得他当时似乎很用心地观察了一下我，审视了我房间里摆放的东西，然后很淡定地坐在了我的床尾。他当时的行为举止有种崇高的仪式感，我估计他当时就已经觉得自己是个有天命的人，而我或许是他想启迪或者拯救的第一个人。

他推了推我：“起来，聊聊天。”

“不聊。”我回。

“还是得聊聊，你是想一辈子这么过去。”

不知道别人的经历如何，据我观察，人到十二三岁就会特别喜欢使用“人生”、“梦想”这类词。这样的词句在当时的我念起来，会不自觉悸动。所以我内心波动了一下：“没什么可聊的，你别来吵我，我只是觉得一切很无聊而已。”

“正因为你觉得无聊我才要和你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有机会过想象的生活的，我们可以挣脱这里的一切。”

这句话倒是让我坐起来了。我承认他猜出我当时内心在困惑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因为他也曾那么困惑过。那年我十二岁，小镇还铺不起水泥路，到处是土路或者石板路，小镇的每条小巷都串过，每个屋子都闹过，刚开始思考自己要过的生活。但当我想象自己的未来，可能像小镇里的任何一个成年人，我就觉得无趣得让自己恐惧。

在当时的我看来，小镇有种赤条条的无聊感，而自己将要面对的生活也是。但让我坐起来的，倒是文展矫情却又真诚的那种表情。他张开双臂，可能想象自己是只老鹰，但他太瘦了，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一把撑开着衣服、晾在风中的衣架。

“所以我们要创造我们的生活。”这句话，我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我想，怎么能有一个人，把这么矫情的话这么认真地说出来。

但我得承认，他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一两秒，我脑海里晃过诸如草原、大海、星空……此类很浩瀚的什么东西。

我记得自己坐了起来，看着他，有点眩晕，想了想，说：“我得先睡一觉，明天再找你聊。”

在他要告别前，我才努力睁开眼认真看了看他，却发觉，他竟然是个兔唇。

第二天我就去找他玩了。

由于我开始恢复对人间的注意，那一天我总算看清楚他的样子：下半身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个长辈淘汰的西装裤，上半身是另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个长辈淘汰的白衬衫。

文展瘦瘦的胸脯像块洗衣板，但他却坚持解开了衬衫上面的三粒扣子。我想，在他的衬衫晃荡晃荡地兜着空气的时候，他能体会到类似飘逸的感觉吧。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的兔唇，他的嘴倔强地扛着一个角度，因而格外惹人注目。

在我的记忆里，少年时期的孩子最容易不自觉做的恶事，就是发现并嘲笑他人的生理缺陷。每个小孩一旦意识到自己某部分的缺失，总是要战战兢兢地小心隐藏着，生怕被发掘、放大，甚至一辈子就被这个缺陷拖入一个死胡同里。我亲眼见过，几个有生理缺陷的小孩被嘲笑、边缘化，而内心里放弃对自己的想象，觉得自己只匹配更糟糕一点的生活，从此活成有缺陷的人生。

我因此觉得莫名其妙的崇拜——文展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降伏了缺陷的孩子。

我去他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周围将近一半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聚集在这。每个人零零散散地坐在他家的客厅里，似乎在等着文展规划接下来这一个下午的安排。

而文展总是有意无意地每天和不同的小孩聊聊天，边聊天边等着更多人的聚齐，等到人聚得差不多了，他才站起来宣布他的提议：等下我们一起去海边挖文蛤。某某和某某负责去家里“偷借锄头”，某某和某某你们“最好能找来一杆秤，我们挖了文蛤好卖钱”，某某和某某你们要去找两副挑担……待一切整顿完毕，一群孩子就从文展家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那一路上，他还会适时地讲述海边树林的白蛇传说以及某个村子真实的历史渊源。

公允地说，那些活动也和一般小孩子的玩耍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一切都要听文展的指挥。

听人指挥，对还渴望自由好动的孩子看来，是件不太能接受的事情，而且我想，应该不只是我对他经常性组织的这类活动不感兴趣吧。我看得出将近有一半三心二意的人。

每次我看到他用那高调的兔唇和奇怪的语音，布置了一个下午的事情时，总好奇地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像上课一般，每天固定时间来他家报到。他又是如何，似乎让自己高出这群孩子不止一个层次，以致让所有人忘记可以有嘲笑或者反抗他的权利。

因为，他有比这些孩子更高的理想。这是我后来才找到的答案。这答案听上去很虚假，却真实构成了文展身上那种硬铮铮的精气神。

我加入“文展兵团”——后来改名为赤脚兵团没几天，就听说文展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文展兵团的活动时间很固定，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放学四点半到晚饭前的六点，然后就是周六、周日的整个下午。

周六、周日总是结队出外玩耍实践，内容多半是烤地瓜、学游泳、挖文蛤之类，周一到周五，在集体做完功课后，总是一些棋牌类的游戏，跳棋、军旗、象棋、围棋、大富翁，等等。文展的家里，不知道从哪配置好完整的一套棋牌类游戏，只要凑齐了足够的人，就可以向他领取。

玩棋牌的时候，更主要的娱乐活动其实还是彼此间的斗嘴和聊天。这些小孩，习惯用夸张的口吻讨论着文展在做的那件很伟大的事情。

“是不是他做完，就会变成和张校长一样伟大的人？”

“有可能，或许还会变成和毛主席一样厉害的人。”

我好奇地追问，文展在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那些小孩不屑地看着我：“他在做你理解不了的事情，他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好奇心终于没让我忍住。等到孩子都散去之后，我把文展拉住，支支吾吾地问：“他们都在说，你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文展的兔唇，一笑就会翻出唇白，感觉有些诡异：“你想看吗？”

我点点头。

“一般我不让他们看，但我决定给你看。”说完，他便领着我，往自己的房间走。

他必须和哥哥共享一个房间，但一看就知道哥俩的感情不是很好，因为房间分出了明晰的两块区域。

他从床底下掏出一只棕黄色的皮箱，我想，估计是他母亲当年的嫁妆之一。皮箱打开，是厚厚的一叠纸，纸下面，是另外厚厚的一叠书。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叠纸拿出来，一张，一张，轻轻地铺展在地板上。声音都压低了：“你看，这是年份，年份下是我整理出来的、每一年这个国家发生过的我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我还写上，我认为的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从九岁开始，每天晚饭后我就一个人做这样的整理，我觉得，要是我能在十八岁前做完这一千多年的整理，我或许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脸通红通红，几乎可以看到皮肤下的血液在沸腾。

我也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热气冲了上来，头顶似乎汩汩地在冒汗，全身的毛孔全部打开。我睁大眼睛看着他，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已经是个伟大的人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迫不及待地往文展家里跑，在事务性地和同伴们履行完游戏的职责后，就迫不及待地问：“你要开始整理吗？”

文展总是笑而不答，迎接我的眼神，总有种很神圣的光芒。似乎我们确实在见证着某些伟大事情一点点成真。

我本来就是个成绩不错的人，而文展正在进行的这项伟大事业，让我更加有点迫切的紧张感。很容易地，我又重新拿了年级的第一名，但这样的成绩，依然没能安慰到我，我会突然感觉紧张，甚至着急到透不过气。我总在想，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跟得上文展。

这样的焦虑，让我不得不经常找机会和文展好好聊聊。

最开始，他的回答总是，不着急，等你考了年级第一名了我再和你说。当我拿着成绩单再找到他的时候，我看得出他有些意外，我也为自己能让文展意外而内心小小地得意了一下。于是我再追问一次：“我得做点什么呢？”

“你得想好自己要拥有什么样的人生，然后细化到一步步做具体规划。”这次他回答我了。他显然认为，我是这附近孩子中唯一有资格和他进行这种精神对话的人。

或许这类宏图伟志孤独地藏在他心里太久了，那天下午，他几乎对我全盘托出：“比如我，未来一定要到大城市生活，所以我计划读大学或者读省城的重点中专。考重点高中再上重点大学，这不难，但花费实在太大了，我家里很穷，估计上重点中专比较合适。上重点中专，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分数，刚好在那个区间，得有能力掌握住分数。然而，到大城市只是第一步，我得能在大城市留下去，并且取得发展机会，我必须训练自己的领导能力，让自己未来在学校里能有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主席就会有很多和各个单位接触的机会，然后我得把握住机会，让他们看到我、选择我。”

“所以你每天组织我们这帮人一起玩，是在训练领导能力吗？”我才恍然大悟。

他得意地点头：“而我整理中国历史大纲，是因为我在中考的作文里可以大量运用历史知识，这应该能保证让我拿到不错的分数，然后，据说公务员考试，如果能用历史故事说道理，也很能加分。”

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发觉自己的人生在此前活得太天真太傻。“我怎么样才能也拥有这样的人生啊？”惊讶和莫名的恐惧，让我讲出了文绉绉的话。

“你要找到自己的路，”文展非常笃定，“我会在大城市里等你的，我相信你。”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想，这应该是从一系列抗日战争连续剧里的将军们身上学的。

或许连文展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的话，完全摧毁了我。接下去的这个暑假，我完全被抛入一种对自我全盘否定的虚空里。

和朋友玩耍，这有意义吗？只是又考一次第一名，这有意义吗？母亲坚持要我执行的，每周到外公外婆等长辈家里问好，这有意义吗？甚至我毫无目标地这么思考，有意义吗？

当时的我，相信，全世界能回答我这些问题的，还是只有文展。

但那个暑假，文展似乎在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虽然暑假每天都不用上课，但他坚持把赤脚军团的活动，压缩到只有星期天的下午。而这个下午，可以看出他在试探性地组织各种事情。其他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关在家里。

内心的苦闷，驱使我一次次去缠住他，而他总用一句话试图摆脱我：“自己的路得自己想，我不可能为你的生活作答案的。”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然后疯狂地半懂不懂地看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的哲学书，有一段时间，根据我母亲的回忆，我常常眼神呆滞地自言自语。

再不关心我的人都可以看出来，我这次生的病比上次更严重了。而母亲似乎也明白过来，还是只有文展能帮到我。

半推半就下，文展终于在暑假快结束时再次接见我了。

他走进我的房间，似乎有点急躁：“你知道吗？被你打扰的缘故，我这个暑假预计要完成的目标，只完成了八成，我明年就初三了，这是我的一个战役，你答应我，不要再拖累我。”

我点点头。

“我要告诉你的是，困惑、一时找不到未来的大目标这很正常，没有几个人能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做好眼前的一件件事情就可以了。”

“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知道自己要过什么生活？”

这个问题，或许真是问到他心坎里了。他突然两眼放大，像下了一个决心一般，转过头和我郑重地宣告：“因为我想，我是天才。”

在宣告结束后，他似乎才突然记起此次来我家的任务：“不过，你也是人才，人才不着急，按照生活一点点做好，生活会给你答案的。”

“真的？”

“真的。”

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会在他面前哭了。

过了那个暑假，文展初三了。用他的话说，他要迎来第一场战役了。当时有个奇怪的政策，重点中专，只招某一个分数段的高材生。按照计划，文展必须准确把自己的命运，投进那个分数段里。我知道，这个尝试的难度。

或许有种被他遗弃的哀怨感，更或许是因为相信他的话——他是天才，和我不是同一档次的人，我决定不再去文展家里了。但是文展每次上学，都要经过我家，我们总还是不可避免要碰到。

我莫名其妙地害怕那种相遇，每次见到他，仿佛自己的粗陋一下子全部裸露了，自己的困惑不自觉地又汹涌起来。

但他每次都分外热情，坚持要拉我同行。同行的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述自己已经实现的某个目标：“我上次单元考，准确地考到九十分，这次，则比我预计的多了一分，我相信自己能准确掌控分数了。”

我只能微笑。

“你呢？”

“我不知道，就先做好小事，大事以后再想。”

“别着急，到自己能想明白的时候，就会突然明白的。”他鼓励我。

事实上，感觉被文展抛弃的，倒不仅仅是我。或许是时间确实不够了，也或许文展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领导力阶段性的训练目标，文展越来越压缩“兵团”在他家的活动时间，到最后，只留下星期六两点到三点，这短暂的一个小时，允许其他玩伴前来探望。

许多人不解，跑来向我询问原因。

“或许他骨子里头是个自私的人，用完我们就不要了吧。”当我说出这样的话，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这让我察觉，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被他“奴役”的人。而这种意识，让我分外痛恨起文展。

我甚至偷偷想象：如果他失败了，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让我意外的是，这样的表情，我竟然很快就看到了。母亲总有意无意地给我带来文展的消息，她说，文展似乎是压力过大，每次一考试就头疼到不行，成绩下滑，还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一直在掉。“他爸妈很担心，有空你多带些孩子去看看他。”

“他不需要我们的，我们开导不了他的，因为他比我们厉害多了。”第一句话或许是气话，但第二、三句话，确实是我担心的实话。

终于，在一次上学途中，我追上文展想说些什么。

他当时应该正处于非常敏感的状态，一下子捕捉到我准备讲出口的某些安慰的话——某些会让他不舒服的话，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傲慢地答：“你以为你能开导我？”

语气一贯地居高临下，但是，或许是因为恼怒，听得到因为兔唇而发出的很大的鼻腔音。

我们居住的这个闽南小镇，据说第一批先民是在晋朝，镇子里还循着当时的许多古制，其中之一就是每到元宵节，镇教育委员会就会奖励当年各个年级考试前几名的人。

在以往，文展总是那个年龄段绝对的第一名，而我则总在前三名里来回和其他人角力。那年元宵节，我因为还没从自我的怀疑中恢复过来，只考了个第六名。这样的成绩，我本来是决不愿意前去领奖的，然而，母亲鼓励我说：“领到的奖金全归你。”第六名奖金五十元，相当于两套漫画书，我终于硬着头皮去了。

因为是循古制设立的奖项，颁奖的过程也循古制。先是当地有名望的老文人，摇头晃脑地宣读捐款的乡绅名单，然后再用同样的腔调，一一诵读获奖的孩童。诵读的秩序，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奖金也依次增加。

我小时候是极爱听这样的诵读的，抑扬顿挫很有韵味，而且经由老先生的嘴巴这么一念，仿佛自己成了某种质感的能人。那天我只是着急想听他赶紧念诵完，才发觉，那老先生念诵的节奏实在有点太慢。我焦躁不安地到处巡视前来领奖的人，隐隐觉得不对，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念文展所在的那个年段——竟然没有文展的名字。

我心怦怦直跳，顾不上领钱拔腿就往自己家里跑。跑到家寻住母亲，上气不接下气：“没有文展的名字，文展竟然没有进入领奖的名单，文展考砸了，文展完蛋了。”

母亲当下愣住了：“他怎么可能完蛋了？他可是文展。”

其他的孩子也听说了这个消息，但我们后来统一得出的答案是：文展没有考砸，文展是忘记去登记成绩，以致没有领奖的机会。

对于这个答案，我们试图几次找文展求证过。然而，文展在那个寒假，以及接下来的时间，完全拒绝和我们见面。

以前文展总交代父母，自己的家门要一直开着，方便我们来找他玩。那个寒假开始，他家总闭得紧紧的。我们在门外一直敲门喊，回应的通常只有文展的母亲：“他在温习功课，再一个学期要中考了，他没时间和你们玩。”

渐渐地，文展兵团算是瓦解了。玩伴们三三两两，组成新的团队，各自调皮捣蛋去了，而我，再一次有意无意让自己落了单，整天赖在家里。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开始一篇篇地胡乱编写着故事。写完之后，再自己读给自己听。

母亲怕极了，总和人担心地说：“会不会读书读到脑子烧坏掉了。”让她加重担心的原因还在于：“你看，我邻居家的文展，也变得怪怪的。”

有了这种意识，母亲当机立断想了一个办法：让自己的孩子旷课半个学期，就跟着在船上工作的父亲，到宁波出差。

当时的宁波，比起我所在的老家小镇，无疑是个匪夷所思的大城市。我就居住在后来被开发成“老外滩”的一个酒店里，认识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城市里的孩子，实实在在地呼吸着大城市的空气。虽然留在我脑海里的东西不多，但我似乎忘记了在小镇纠结的许多事情。

等到我回老家时，已经是期末考的前夕，也是在那一周，初三年级的学生要提前举办中考了。

这样的时间点，让我再次挂心起文展。虽然在家自己尝试补回半个学期的功课很辛苦，我依然隔三岔五去敲文展家的门，我想当面交给他自己在宁波买的明信片，我想，这能更加笃定他的追求。

但门依然没有开。

看着时间，我知道中考过了，紧接着是我难熬的期末考，然后，终于放暑假了。

因为去了宁波一趟的经历，以及从宁波带回来的种种物什，我家意外地成了附近孩子新的聚集点。他们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端详着从城市带回来的东西，不厌其烦地追问我大城市的种种生活细节。

我一开始很享受这次旅途为我身上添加的某种光环，然而，被问得多了，我开始觉得格外的厌恶，心里想着，不就是那么一个地方，值得这么傻得神魂颠倒吗？我挂念的，还是文展。然而，他家的门一直紧闭着。

眼看暑假过了一半了，我也已经失去耐心，赶走了想和我询问大城市生活的玩伴们，又习惯性地把自己关在家里，胡思乱想一些故事。

这个下午，我又躺在床上睡懒觉，突然听到母亲在和一个人高声谈论着什么。那语调奇怪却格外有力、坚决，我兴奋地跳下床，果然是文展。

他走进来，两手一摊：我做到了，我考上了在福州的重点中专，妥帖地过了分数线一分。我打败了所有不看好的人。

我顾不上反驳他其中一些偏激的话，激动地大叫起来。我激动的不是什么他可以去大城市之类的，所谓大城市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我激动的是，他活过来了。

但他依然很兴奋地和我展望，自己将在城市里展开的新生活。他还一字一句，很神圣地告诉我：“等一下，你陪我去趟居委会好吗？按照学校的要求，我的户口需要迁出这个小镇，迁往福州这个城市。”

我当然表示同意。似乎是为了奖赏我对他的关心，他郑重宣布：“我到城市后，会每周给你写信，告诉你那里生活的一切，直到你也可以去到一个城市。”

这对当时的我说不上是多么喜出望外的礼物，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兴奋地点头。

文展最终以一个模范的样子，启程前往城市了。最终是他父亲的朋友，用拖拉机把他送到车站的。当他拿着行李包要坐上拖拉机时，他的父母欣慰地哭了，似乎已经看到他光宗耀祖的未来。而一向和他家交恶的伯伯，也带着全家来了，说了些祝福的好话，还特意交代：“以后要多关照我们家的孩子。”

文展像个已经要成功的英雄一般，一一慷慨地答应了。

要上拖拉机的最后一刻，他还特意转过头对我大声地喊：“我在城市等你啊，黑狗达。”

我挥挥手，心里为他依然最看好我而得意洋洋。

文展果然履行诺言，他离开后第二周我开始收到信了。

看得出他特意花了心思，信封是福州市市庆的纪念封，邮票也是市庆的纪念票，信纸印有就读学校的名字和校标。

第一封信的内容，他主要讲述了对城市的第一印象，以及他计划的探险——他计划在一周之内，借着课外时间，沿着一条主干道，把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走一遍，并且感受下“一个城市是如何运营、滋长的”。

第二封信，他告诉我，他将进入一周的军训。军训是锻炼人意志的。这是种“聪明”、“可取”的教育方式。并且他觉得，意志力是自己的特长，军训应该有助于自己迅速获得班级人对他的尊重。

或许是军训的缘故，第三封信他延误了一周。最终第三封信里，他的口气有些疲惫，他没提到军训的具体细节，只是说到“自己的兔唇成了一些庸俗的人恶意攻击的重点”，“我知道，他们意识到没法在其他方面超越我，所以才做这么恶意的攻击”，“但我不会低下身去和他们计较，我知道，只有比他们水平多出足够的高度，他们才会恐惧到敬畏我。”

自此再没有第四封信了。

我有些担心，在等了两周后，又去敲了趟文展家的门。出来应门的是他哥哥。他哥哥早就没有读书，在我印象中，他总以文展的反面例子活着，现在正作为不好好读书所以找不到好工作的代表，被父母嫌弃地养着。

“你知道文展在福州的情况吗？他没有按照约定给我写信，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

“我没和他联系，你知道，他不喜欢和我讲话，我只听说，他在学校似乎被人取笑兔唇这个事，听说还打过一架，反正学校是要我父母亲随便哪个人到福州一趟，但车费太贵了，他们不愿意去。”

我着急地马上匆匆赶回家写信给文展，信中我委婉地问他是否遇到一些挑战。我知道，这是他能接受的问法。

他还是按照预计的时间推迟了三周才回信。信里很简单：别担心，我遇到一些自己没有料想过的挑战，但是，未知的挑战本来就是在我的规划里的，我预计在这一学期结束前，处理好这个问题。所以我可能没时间给你回信，我们暑假时见面再说。

然而还没等到暑假，文展就提前回家了。他告诉我的理由是，功课太简单了，所以他申请把课程压后考。

同伴们当然络绎不绝地去拜访文展，希望听他讲述，小镇之外的生活有着如何的模样。一开始文展还是表现得非常兴奋，每天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地说着城市新奇的种种，但一周不到的时间，文展家的门又关上了。

一旦有人去叩门，文展的母亲会说：“文展觉得和你们说话没意思，他要一个人想想怎么干大事。”

在此之前我还自以为，我是文展看得起的人。他觉得小镇其他的玩伴没有水准和他对话，但我应该是够得着他设立的门槛的吧。

我在众多玩伴退去后，依然顽固地去敲门，倒不是愿意再听他讲述所谓城市生活的种种。我只是感觉，文展不自然了，他有哪部分一直不舒服着。他应该是生病了。

和完全拒绝其他人见面不一样，文展起码开门让我进了。他依然愿意努力占据讲话的主题，但我感觉得到，他讲话的时候气总不自觉地在喘。一个精瘦的十几岁少年，讲话却总是喘气，他心里压着巨大的什么东西。

我为和他对话制定的策划，还是一个求教的方式，我知道，那会让他觉得安全，也会安抚到他，我和他唠叨着，关于自己明年中考，打算冲刺学校的困惑。我说到，胆小而纯朴的父母希望我考所师范中专，毕业出来教小学，“舒舒服服简简单单把日子过完”。但我想考高中，我想到外面感受下大学、感受下这个国家其他省份的生活。

文展果然急急建议我，一定不要考师范中专，“这是多么让人厌倦的小地方。”他说。他觉得我考大学是个很好的想法，只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到了大城市，你会发现，咱们这种小镇捏出来的人多粗陋。”

“然后，你会恨生养你的地方，它拖累了你。”文展说得很认真。

那天我终于没勇气问他，如何和大城市同学的讥讽相处。事实上，那天之后，我突然很不愿意再和他聊天了。和他说话，就如同和一个人在水里纠缠，你拉着他，想和他一起透口气，他却拉着你要一起往下坠。

那个寒假，小镇依然举办了教育基金颁奖大会，依然有老先生用古朴的乡音吟诵一个个未来之星的名字。按照教育基金的惯例，当年考上重点中专和重点高中的学生，是会被着重奖励的。早早地，老先生就把文展的名字大大地书写张贴在祠堂的门口。然而，文展终究没来领奖。

虽然有许多担心和好奇，但我终究没再去敲他家的门。我心里隐隐觉得，他的脑子或者心里有种异样的东西，说不上那是不是病，但我害怕自己会被传染上。

我害怕哪一天我会憎恨生养我的小镇，会厌恶促成、构成我本身的亲友。

那年他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暑假，他有没有回老家我也不知道。即使我们就隔着一座房子，但我感觉，我们像隔了两个世界一般。

直到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时，我才觉得，自己或许有必要和他说一声。前往他家尝试找他，他果然没回来。

“文展告诉我说要从现在开始，他要想办法努力，留在那个城市，他说，他希望自己不用再回来了。”他的母亲这样告诉我。

有时候人会做些看上去奇怪的反应，比如，越厌恶、越排斥的人和地方，我们却越容易纠葛于此，越容易耗尽自己所有就为了抵达。文展的那种执念，我尝试剖析、理解过，想象他怀抱着这种心态度过的每个日子，会有怎么样的生活。

高中三年，文展于我来说，已经是个失踪的人。只是在考虑填报哪个志愿的时候，我一度非常希望能见到他。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如何的心情。我想，或许他代表了我们这种小镇出生的人，某种纯粹的东西。那种东西，当然我身上也有。我在想，或许他是某部分的我。

他自那之后，果然再没回过小镇。只是在过新年的时候，给他父母打来电话，重申他的努力和追求。他父母依然笃定文展会再次凯旋，而他哥哥依旧不屑。因为在小镇“闲着”没事，他哥哥早早地结了婚，没满二十岁，就抱着自己的孩子，像文展痛恨的那种“无能的父辈”一样，过着安逸的小镇生活。

在我考上大学，也进入“城市”生活之后，我经常遇到和文展很像的人，他们一个个和我说着对未来的规划，和在故乡在中小学阶段的成功带给他们的无比信心。这样的人，还因为出身，总可以嗅到他们身上的泥土味。这使得他们的理想粗暴却淳朴，让人感觉不到野心勃勃或者城市孩子般的精明，我乐于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就如同喜欢某种精致的土特产一般。但显然我不是这样的人，要感谢文展的是，我基本不太想太长远的事情，很多事情想大了会压得自己难受。我只想着做好一点点的事情，然后期待，这么一点点事，或许哪天能累积成一个不错的景观。起码是自己喜欢的景观。

在他们极度亢奋的时候，总是不自觉把声音抬高，那声音，总有几个音节让我回想起文展那因为兔唇而显得奇特的腔调，再定睛一看，我总能找到他们脸上和文展类似的部分。我会突然想，在这么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那个兔唇、倔强的文展，究竟处在哪种生活中。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我做记者，是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最美妙的风景，是一个个奇特的人。越大的杂志社有越高的平台，能见到越丰富的人，我被这种爱好引诱着引诱着，一不小心，来到了北京。

人总是在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回归到了原型。把行李和住所安顿好之后，我第一个事情，就是买了一张票，登上了景山公园的最高处。边往上走，我边想象，如果是文展，他此时是否会觉得豪气万丈，未来就这么铺展在眼前。我想到的，倒一直是对生活的不确定，我享受一个城市提供的更好的平台，但我不知道自己终究会比较享受怎么样的生活。

爬到景山公园最高处，我突然想给文展打电话。他的母亲每次过年，总是要来找我聊聊天，然后一次次抄写给我文展的号码。她说：“你有空和他聊聊吧。”我知道，文展的母亲心里还是隐隐地不安。但她不敢把这不安说出口，似乎一说出口，一切就清晰可见，一切担心就落地为实了。

电话接通了。“哪个兄弟啊？有什么好事找啊？”他的声音竟然听不出兔唇的感觉。他再次吞下了自己的残疾，但是，不是以童年时期的那个方式。

我张了张口，最终没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我感觉到，那样的言说方式背后，有着某些油滑、市侩。我没想过，要如何与这样的文展对话。

或许是文展听他母亲念叨过我关心询问他近况的事情，或许是他猜测出那通电话是我拨打的。过了一周左右，我在自己博客上公布的邮箱里，突然接到文展的一封信。

信里他热情洋溢地夸奖我的“成就”：“竟然是小时候所有玩伴中唯一一个能进到北京，并且在一个大单位混下来的人。”他还提到，看到我的一些文章，然后很仔细地点评他认为的优缺点，最终说：我最近在筹划一个大计划，计划成了，将打败所有人对我的质疑，让老家人以我为傲。

斟酌了好一会儿，我还是回信说：没有人对你有质疑，大家许久没见到你，很期待能和你聚聚。不如今年春节就回老家，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

出远门工作，反而让我明白自己确实是个恋家的人。自工作有经济能力之后，我每年总要借着过年或者什么重大节日的名义往家里跑。老家的路已经翻修过几次了，乡里街坊每户人家，也因为不同际遇，不再如同以前清一色的石板小屋，开始长出不同样子的房子来。我家的房子也已经翻修成四层的小楼房。四楼就是我的书房，只要走到阳台，就能看到文展的家和文展的房间。他们家至今没有翻修。每年春节回家，我坐在书桌前，总要抬眼看看文展的房间，每次都是窗户紧闭。

文展没有回信，春节也没回来。而且我知道，短时间内，他不会再让自己被我联系上了。那年春节，我倒心血来潮提起了勇气，开始走访一个个小时候玩伴的家。

有的人已经结婚了，抱着孩子，和我讲述他在夜市上摆着的那摊牛肉店的营收。有的当上了渔夫，和我讲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身子一直往后退，然后问：“会不会熏到你啊？”有的开起服装厂当上了老板，吃饭的时候一直逼我喝陈酿多少多少年的茅台，然后醉气醺醺地拉着我，中气十足地说：“咱们是兄弟对不对，是兄弟你就别嫌我土，我也不嫌你穷，我们喝酒……”

我才明白，那封信里，我向文展说的“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真是个天真的提议。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从老家回到北京没多久，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文展的父亲突然中风病逝。“文展回来送葬，你都不能想象他变成什么样了，很瘦，很黑，头发枯枯的，不太愿意和人说话。”

又过了一个月，母亲和我闲聊说起，文展回小镇工作了，“是他母亲劝他留下的，据说找了关系，在镇里的广播站当电工，也帮忙编辑些文字。”

听说这个消息，我几次想找个事由回老家一趟，我知道，如果只是因为想见见一个儿时玩伴就突然休假回家，对母亲、对公司的领导，都是个让他们错愕的理由。

越想寻到理由，越不能如愿。耽误着耽误着，又一年了，终于要过年了。

在启程回老家前的一个月，我竟然不断想象，和文展相见会是如何的场景。我不断在思考，自己是该客气地和他握手，还是如同以往，像个哥们儿拉住他拥抱一下。

但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见了。十几年，一个人身上的全部细胞都代谢完多少轮。我因而又惴惴不安起来。

我早早地回到了小镇，然而，因为内心的这种不安，我始终没有去敲他家的门。我想着的是，我们两家住得那么近，总能无意间撞上吧。或许这样的见面方式更好。

果然第三天，我拐进小巷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文展。他正从巷尾走过来，应该是要回家。我兴奋地招手，他似乎有抬头瞄到了，但又像没看见继续走。我喊了声：“文展。”他却似乎完全没听见，竟然在一个小路口直接一拐，拐出了小巷。

当晚，我向母亲打听来他下班的时候，特意在那个时间点“出门走走”。文展果然在那个时候出现，我依然很兴奋地朝他挥手，他又似乎刻意避开一样，往相反的方向走了。

我确定，文展在躲我。但我不确定，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眼看春节要过了，我最终决定，去他家拜访。

其实我家出门右拐，再走一二十米，就到他家了。门还是那个门，敲起来还是这样的木头声。“文展在吗？”

“谁啊？”依然是他母亲这样询问的口气。

“是我，我来找文展。”

门打开了。文展的母亲笑容满面地迎我进去：“他在自己的房间，你还记得吧。”

我当然记得。

这房子，我也十几年没进来了。它果然是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但又不仅仅是那个样子，就如同一张没对焦好的照片，一旦清晰起来，大概的模样还是如此，只是每部分的景致，完全颠覆了此前的感觉。它比我记忆中小，土墙斑斑驳驳、老气沉沉，还飘散着一股发霉的味道。

到了文展的门口，他果然还是如同以前，把房门关上了。我敲了敲房门，门开了。是文展。

他是如同母亲说的，瘦了，黑了，头发枯枯的。但他最重要的改变不是这些，而是他给人的感觉。他背微驼，眼睛半乜着，疲惫但警惕，眼神的冷漠不是有攻击性的那种，而仿佛是对他自己的冷漠。

“好久不见了，文展。”我试图用小时候一周不见那种打招呼的口吻。

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来，也愣了一下。

我在那一刻也愣住了，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和他拥抱。他的外表，他的眼神，他的气质，似乎都不是十几年前我熟悉的那个文展，生活已经把他雕刻出另外的模样，但即使这样的面目全非，还是可以从他的眉角、他脸上细微的一个表情，找寻到，那个文展。那个文展或许破碎了，但他是在那身体里的。

文展最终帮我做了决定，不握手也不像老朋友那般拥抱，而是平淡地指了指椅子，“坐吧。”

他的房间还是没打开窗户，即使白天，也把电灯亮着。钨丝灯有些发黄，让我目光所见，似乎都有种老照片的错觉。

我努力想找寻到过去的影子，因为，那是我来找他，并且此刻能和他对话的原因：“这房间没变啊，那个皮箱还在吗？我还记得，里面放着你整理的历史大纲。”

“皮箱装上一些父亲的衣服，和他的尸体一起烧了。”

“不好意思。”

我沉默了一会儿。

“那些历史大纲呢，当时你做的这个事情让我非常崇拜。”

“哦，那些无聊的东西，我带去福州不多久就扔了。”

“真可惜啊。”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

我们又沉默了许久。他似乎意识到我努力背后的善意，试图挑起话题：“我在广播站，还播过你的文章。”

“是你特意关注的吗？哈，我又不是什么大作者。”我马上抓住机会，试图通过自嘲，让这个对话进入放松的阶段。

然后我开始讲述，自己在外地生活的种种。

我没有预料到，他竟然沉默了。而且这一沉默，不像我想象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可以逾越、可以熬过的间歇。他冷漠地坐在那，任由沉默如同洪水汩汩淌来，一层层铺来，慢慢要把人给吞没了。

我终于忍不住，站起身说：“那打扰了，我先回家了。”

此刻他却突然说话了：“对不起，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厌恶你。”

我愣住了。

“你说，凭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

我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他提问的，是我们都没办法回答的问题。

第二天，我改了机票提前回北京。在路上，我反复在想，自己此前对文展耿耿于怀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种无意识的愧疚感，仿佛我莫名其妙地过了他应该过的生活？又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自此之后，我再也没去过文展家里。每次过年回家，远远地看到他，也总是赶紧躲避。母亲不知道其中发生的缘由，总源源不断带来他家的信息：文展和他哥哥的矛盾爆发了。他哥哥凭着老婆带来的嫁妆，开了家海鲜店，日子过得不错，或许是为了争回以前那口气，每每总是对文展冷嘲热讽。文展的工资不高，只有一千多，他在工作中本来就看不上同事的粗俗，在单位的日子也越发难受。文展的母亲，到处奔走着试图帮他找到一个好妻子，但因为兔唇和事业一般的缘故，一直没找到。坚持了两年多，文展再次走了。这次不是去往任何一个城市，而是向广电系统申请，跑到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村庄，挑起附近地区发射台的维修看护工作。

我知道，他和我这辈子都注定无处安身。

把包着米的金纸点燃在地上，由两个堂哥抬着他跨过那簇火苗——据说用这么个仪式，灵魂就被洗涤干净了，噩运和污秽被阻挡在门外——就这样，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时间是晚上的十点。

按照闽南的风俗习惯，里里外外的亲戚第一时间排着队前来探望，每个人拎着他们自认为对父亲有好处的营养品，说着觉得能帮到父亲的话——有的人和他一起回忆当年混江湖的彪炳战绩，有的人再次向他感谢某次落难父亲如何帮忙，几个女亲戚一进房门抱着父亲就哭。

他倒是超然，对着安慰的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和那些吹牛臭屁的人争执谁当时的功劳大，对抱着哭的人则着急地骂：“这不回来了，小问题，哭什么？”

然而他的舌头瘫了一半，很多人听来，他只是激动地说些笨重的音符，然后看着他笑开那嘴被烟涂黑的牙，大家跟着笑了。

看上去不错的开始。

折腾到一点多，人潮终于散去，父亲这才露出真实、窘迫的样子。母亲和我费力地抬他去上厕所，两个人如同扛巨大的家具进房门一样，腾挪不及，气喘吁吁。

母亲中间两次停下来，笑着说，你看他这段时间在医院如何享的清福，竟然重了许多。而我心里想的则是，每天需要上多少次厕所，每次都需要这么折腾。我开始掂量着，即将到来的生活是什么。

好不容易把父亲折腾回床，似乎到了不得不聊天的时间，气氛却愈加紧绷。

在父亲到泉州、福州住院的这三个月，除了假期的探望，我已经好久没见父亲。当他被堂哥们扛着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说不出的陌生：手术的需要，头发被剪短了，身体像被放掉气的气球，均匀地干瘪下去——说不出哪里瘦了，但就感觉，他被疾病剃掉了整整一圈。

从他回来，到他开始“接待”访客的那两个小时，我一直看着这个近乎陌生的父亲：他的背似乎被压弯了，瘫痪的左半舌头让他说话含混笨拙，没说几句话就喘。我开始搜索记忆中的那个父亲，那个讲话很大声，动不动脏话满口，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却一直找不到。

是他先开的口，嘴里混浊的一声——“你好吧？”

我点点头。

他先笑了：“没事，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从前那样了。”

我点点头，张了张口，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摩托车这么久没开，还在吧。等我好了，再给你买一辆，我载着你母亲，你带你姐姐，我们一起沿着海边兜风去。”

那是我们全家唯一一次的集体出游。父亲还想回到过去，回到他还是家庭顶梁柱的那个过去。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就摔倒了。

当时母亲去买菜，我听到沉闷的一声，跳下床，赶到他房间时，他正倒在地上，手足无措得像个小孩。见到我，着急解释，他误以为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人，早上想马上坐直身，起床，一不小心，偏瘫的左侧身体跟不上动作。整个人就这样被自己摔在地上。说着说着，我看见憋不住的泪珠就在他眼眶里打转。

他不习惯自己的身体，我不习惯看他哭。我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死命去拖他。当时一百斤左右的我，怎么用力也拖不起一百六十多斤的他。他也死命地出力，想帮自己的儿子一把，终于还是失败。

他和我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疾病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他笑着说：“我太胖了，几个月不动就胖了，你别着急，我慢慢来适应。”

他小心地支起右腿，然后摸索着该有的平衡，用力一站，整个人是立起来了，却像倒塌的房屋一样，直直往右边倾倒。

我恐慌地冲上前，扛住他的右身，但他的体重获胜了，他和我再次摔倒在地上。

这对气喘吁吁的父子俩瘫坐在地上，好久都没说一句话，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是父亲挣扎着调动脸上的肌肉对我笑，但爬到他脸上的滋味太多了，那个笑，终于扭曲成一个我描述不出的表情。

我因此开始想象，当自己驾驭不了身体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境况。我觉得有必要体验到其中种种感受，才能照顾好这样的父亲。

我会突然在笑的时候，想象自己左脸无法调动，看着别人惊异的眼神，我体会到窘迫、羞愧，也演练了如何接受或化解这尴尬。走路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象自己抬不动左腿，拿筷子夹菜的时候，想象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抵达手指头。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摔跤。摔出的一个个淤青，攀爬在身体上，疼疼的，麻麻的，我又会突然想，父亲的左身，连这个都感觉不到。

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演一出戏码。戏码的剧本不知道，但中心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

母亲应该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她捏着嗓子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了。自己仓促地笑完，转身到小巷里一个人黯然地处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说完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人的生计。

姐姐是个乖巧的女儿，她一直守在父亲身边，按照她所能想象的一切努力履行职责——喂父亲吃饭、帮父亲按摩麻痹的半身、帮忙做饭。父亲的职位暂时空缺，母亲填补了他的工作，而姐姐也要成长到接受另外的要求。

而我，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马上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各种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很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有时，为他们快速拍板一个决定，这决定还必须配合慷慨有力的腔调，像念台词一样，字正腔圆地说出来。

这样的戏码，我们自己都察觉到，如果突然跳脱出来看，该是多么的不自然、蹩脚甚至可笑。作为不专业的演员，我们越来越难以投入，慢慢有不想演下去的不耐烦。

更重要的是，唯一的观众——生活，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甚至加进很多戏码，似乎想帮助我们找到各自对的状态。

母亲一个人在倒腾油桶的时候摔倒了，以前都是她协助父亲，把这几百斤的油桶放横，推到合适的地方储存，她用九十斤不到的身躯不断地推，却丝毫不能挪动半寸。那天下课，我一如前几天先是到加油站，却见她坐在满是油污的泥地里，一个人呜呜地哭。我实在不知道我最合适的台词是什么，假装没看见，仓皇地逃回家里。

姐姐做饭慢了点，和自己身体发脾气的父亲凶了她一声，她一看到我回家，把我拉到一旁，嘟着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二周，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反复挫败。那天蓬头垢脸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他看着拐杖，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一打。

感谢父亲偏瘫的另外一半，他瞄得不太准，拐杖只是擦过母亲的头，但她头上已渗出一大块淤血，倒在地上。

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

很烂的剧情吧？把母亲扶上床，把姐姐安抚好，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把他扶回房。关门的时候，我对着空气这么问。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

当然没有人回答。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他内心里已经编制了一套逻辑，按照这套逻辑，他最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重新扮演好曾经做得很好的父亲那个角色。

我也知道，这套逻辑，最后的终点必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两次，家族内内外外的亲戚，把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这堵塞在父亲脑子里的那块细小的瓣膜，不可能被消解，也不能用猛药一冲——如果冲到其他脑部部位，堵塞的是其他东西，又会造成另外部位的瘫痪。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这个残酷的答案我心里很清楚。

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它小小的，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像一条鱼的嘴。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

我还知道，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

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

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我表演得很好，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

在这个想象下，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拿着饭，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

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和我说。

第三天，他的整体方案出来了：早上八点出发，走到那个小巷的尽头折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十二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大概一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然后他可以在晚饭七点钟赶回来。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一家人都乐于享受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

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列的时间表，为他准备好三餐，并且按照他希望的，每餐要有蛋和肉——这是长力气的。他常常说，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

每天晚上所有人回到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

我们享受这种快乐，因为这是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心脏手术一次，中风两次，住院四次，即使有亲戚的帮助，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

留下来的加油站，错过了归顺中石油的良好时机。父亲生病前，对方提出合作，最终因父亲的病痛搁置了——也错过了进一步的扩建和升级，竞争力明显不行了。小镇的人，从内心里会更喜欢入海口那个面积很大，设备很好，还有口香糖和饮料送的大加油站。

为了生计，加油站还是必须开张。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好人缘。她有种力量，不卑不亢却和蔼可亲，让人感觉是一个有主见的老好人。这让许多乡邻愿意找她聊聊天，顺便加油。

刻意和不刻意，附近的街坊约定着，无论入海口那加油站有多好，必然要到我家那小店来加油，虽然这里加油还是全人工，虽然母亲算数实在太差，算不好一百扣去六十二要找多少钱，而且常常不在——经常要赶回家为父亲准备各种药物、食物，洗衣服，但街坊宁愿在那等着。

姐姐和我后来也去加油站帮忙。每天母亲做饭，我和姐姐先去抽油——就是把一些油装在大可乐瓶里，摩托车来加油，一瓶就够；抽完油，我们把需要挪的油桶挪好，尽量帮母亲处理好一些重活。

然而，重活还是有的，比如那种大机板车，每次加油要一整个小桶。这对我家来说是大生意，但对母亲来说是过重的负担。有次她抬那油桶，抬到一半坐到地上偷偷哭起来，车主那六十多岁的母亲看不过去，也过来帮忙，搞得全身是油污。后来在彼此的默契下，机板车慢慢把时间调到五点半过后来加油，那意味着，我和姐姐可以帮忙了。

傍晚母亲、我和姐姐一起扛油桶，回家和父亲一起做抬左腿运动，每晚睡觉几乎都是自己昏睡过去的，但嘴角还留有笑容。

我投入到似乎都忘记，那终点注定是失败，注定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剧痛。

但至少，这样的日子下来，家里竟然有点储蓄了。这让我们放松许多，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感觉到，没钱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还有别人有意无意的疏远和躲避——即使心再好，谁都怕被拖累。

而这种眼神对母亲又刺激极大。

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别人对她一丝的同情，就会恶狠狠地拒绝别人的好意，也有些人摆着施舍的姿态前来加油，这反而激起母亲那毫不客气的反击。

有次进门，看到母亲恐慌地躲回家里。她惶恐不安地和我说，刚有个男的开着小汽车来加油，一下车就问你父亲好不好，我说很好啊，他嘿嘿笑了一声，说他以前曾混在你父亲底下的小帮派，时移世易，人生难料，他指着自己的车，说，你看，一个这样，一个那样。

母亲气急了，把油桶往地上一扔，说，这油不加了。

那男的也被激怒了，大声凶，我是帮你们，还这么不知好歹。

气急的母亲，从路旁拾起一块石头，想都没想就往那车上扔。哐当，石头在车上砸出了一条痕。那男人气急败坏地追上来，母亲转身就跑，跑到一个地方，泪已经糊了脸，拿起另一块石头，追回去，往那男人一扔，竟然扔到那男人的头上，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来。

母亲听到身后是一片喧哗声，但她怕极了，往家里死命跑，到了家里，关上铁门、木门，又跑进卧室关上房门，自己一个人呜呜地哭。直到我回到了家。

“我当时气急了。”她不断解释，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我知道，其实她不是气，或者不仅仅是气，那男人的每句话，都刺痛了她的内心。

最后，是我陪着母亲在晚上去看那好一会儿没有人管的加油站。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被砸了？油被抢了？甚至，被烧了？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哪种结果，对这个脆弱的家庭肯定都很难承受。

像是电视里的中奖节目，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关，最终要开奖前的那种表情。母亲一路上边捂着自己的眼睛，边往店里走。

油桶没乱，油没丢，甚至桌椅都被整齐摆好。桌子上放了一张一百块，和一个空的小油桶。

母亲和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坐在那油味呛人的加油站里，乐呵呵地笑，然后她才想起，差点没能准时给父亲做饭，拉着我一路狂跑回家。

虽然知道根本不是台风的错。那结局是注定的，生活中很多事情，该来的会来，不以这个形式，就会以那样的形式。但把事情简单归咎于我们无能为力的某个点，会让我们的内心可以稍微自我安慰一下，所以，我至今仍愿意诅咒那次台风。

闽南多台风，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通常每次台风警报，大家就忙着修修补补，把能固定的东西固定住，有漏洞的地方填上，然后关着门窗，用一个晚上，听那巨兽在你的屋顶、窗前不断地玩闹，听着它用它的气息把你完全包裹住，却不会伤到你半分。只要你不开门，一切似乎和你无关。它就像是老天爷一年几次给闽南人民上演的4D立体电影。

我是个好动的人，因此小时候特别愿意和台风戏耍。当时风也干净，雨也干净，不像如今，沾染了一点雨，就要怕化学污染。听见台风来了，打开门，大喊一声，冲出去，让风和雨围着你闹腾，再跑回家，全身湿答答地迎接母亲的责骂。

台风在于我从来没有悲伤的色彩，直到那一年。

从夏天坚持到秋天，父亲开始察觉，某些该发生的没有发生：左手臂依然习惯性地蜷在胸前，左腿依然只有膝关节有掌控感，甚至，让他恐慌的是，脚指头一个个失去感觉了。姐姐喜欢在他睡觉的时候，帮他剪指甲，一不小心剪到肉，血流了出来，姐姐吓得到处找药布包扎，他依然没有感觉地沉沉睡着。只是醒来的时候，看到脚上莫名其妙的纱布，才傻傻地盯着发呆。

我可以看到，挫败感从那一个个细微的点开始滋长，终于长成一支军队，一部分一部分攻陷他。但他假装不知道。我们也假装不知道。

他已经察觉。这种没被戳破的悲伤，像发脓的伤口一样不断淤积、肿大，慢慢地，控制不住，伤感有时候会喷发出来——他对时间更苛刻了。他要求母亲在房间里、大厅里都挂上一个大的时钟。每天睡醒，他叫嚷着让母亲扶他起来，然后就开始盯着时钟看，不断催促，本应该是十五分钟穿好衣服的，本应该是第二十分钟帮他洗漱完毕的，本应该是第三十分钟扶他下楼的，本应该是五十分钟内准备好，并喂他吃早餐的，本应该是五十五分带他再上次厕所的，本应该是八点准时跨出那门的……但是，为什么这里慢了一分钟，那里又拖了两分钟。

他会突然把桌子上的东西一扫，或者拿拐杖敲打地面不断咆哮：“你是要害我吗？你是要害我吗？”

仿佛，恰恰是母亲手忙脚乱来不及跟上的每分钟，害他无法如期完成对自己另一半身体的调动。

秋日的第一场台风要来了。前一天下午，我就和母亲把整个房子视察了一遍。这是全家在父亲生病后要度过的第一场台风，按照天气预报，这是几年来最大的一次，而且恰恰从我们这个小镇登陆。

电视台里播放着民政部领导来驻守前线的消息，CCTV的记者也对着还未刮起显得无精打采的风，有点遗憾。他或许很期待，在狂风暴雨中，被风吹得站都站不稳，需要扶住某一棵树，然后歇斯底里地大喊着本台记者现场报道的话。

他会如愿的。台风就是这样，来之前一点声息都没有，到来的时候就铺天盖地。

先是一阵安静，然后风开始在打转，裹着沙尘，像在跳舞，然后，突然间，暴风雨在下午一点多，枪林弹雨一般，呼啸着到来了。我看见，路上的土地被细密地砸出一个个小洞，电视里那记者，也如愿地开始站在风中嘶吼着报道。

母亲早早关掉店面回家了，台风天本来不会有人出门的。父亲也如期做完上午的锻炼回来了。我起身要去关上门，却被父亲叫住，为什么关门？

台风天，不关门待会全是水。

不能关，我待会要出门。

台风天要出什么门？

我要锻炼。

台风天要做什么锻炼？

你别害我，我要锻炼。

就休息一天。

“你别害我。”

父亲连饭都不吃了，拿着拐杖就要往门外挪去。

我气急了，想抢下拐杖，他拿起拐杖就往我身上打。打在手臂上，马上是青色的一条。母亲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父亲咆哮着一步步往门口挪，他右手要拿着拐杖维持住平衡，偏瘫的左手设法打开那扇门，却始终打不开。

他开始用拐杖死命敲打那门，边哭边骂：“你们要害我，你们要害我，你们就不想我好，你们就不想我好。”

那嘶喊的声音锐利得像坏掉的拖拉机拼命发动产生的噪音。邻居开始有探头的，隔着窗子问怎么了。

我气急了，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你走啊你走啊，没有人拦你。

父亲不看我，用拐杖先探好踩脚的点，小心翼翼地挪动那笨重的身躯。身体刚一出门，风裹着暴雨，像扫一片叶子一样，把他直接扫落到路的另一侧了。

他躺在地上，挣扎着要爬起来。我冲上前要扶起他，他显然还有怒气，一把把我推开。继续一个人在那挣扎，挣扎，终于瘫坐在那地方了。

母亲默默走到身后，用身体顶住他的左侧，他慢慢站立起来了。母亲想引着他进家门，他霸道地一把推开，继续往前走。

风夹着雨铺天盖地。他的身体颤颤悠悠颤颤悠悠，像雨中的小鸟一样，渺小，无力。邻居们也出来了，每个人都叫唤着，让他回家。他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往前挪。

挪到前一座房子的夹角处，一阵风撞击而来，他又摔倒了。

邻居要去帮他，他一把推开。他放弃站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像只蜥蜴，手脚并用往前挪……最终他自己彻底筋疲力尽了，才由邻居帮忙，把他抬回了家。然而，休息到四点多，他又自己拿了拐杖，往门口冲。

那一天，他就这样折腾了三次。

第二天，台风还在，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开口说话，甚至，他也不愿意起床了。躺在床上，茫然无措的样子。

没有声息，但他的内心里某些东西确实完全破碎了。这声音听不见，但却真实地弥漫开。而且还带着味道，咸咸的，飘浮在家里，仿佛海水的蒸汽一般。

他躺在床上，仿佛生下来就应该在那儿。

不言不语了几天，他终于把我唤到床前，说，你能开摩托车带着我到海边兜兜吗？

那个下午，全家人七手八脚总算把他抬上摩托车，和负责开摩托车的我，用一块布绑在一起。

秋天的天光雪白雪白，像盐一样。海因而特别好看。我沿着堤岸慢慢开，看到有孩子在那烤地瓜，有几个少年仔喝完酒，比赛砸酒瓶子，还有一个个挑着箩筐、拿着海锄头的渔民，正要下海。

父亲一直没说话。我努力想挑开个什么话题。我问，以前不是听说你收的兄弟，是这片海域最牛的帮派的吗？那条船上的人在向我们招手，是你以前的小弟吗？

他在后面安静得像植物一样，像他从来不存在一样。

回到家他才开了口：“好了，我心事了了。”

我知道，他认为，自己可以死了。

疾病彻底击垮他了。他就像是一个等待着随时被拉到行刑场的战俘，已经接受了呼之欲出的命运。

这种绝望反而也释放了他。

他不再假装坚强了，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他不再愿意恪守什么规矩，每天坐在门口，看到走过的谁不顺眼就破口大骂，邻居家的小狗绕着他跑，他心烦就一棍打下去，哪个小孩挡住他慢慢挪行的前路，他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去捅他。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会耍赖，会随意发脾气，会像小孩一样撒娇。

那些下午，每次我放学回家，常可以看到门口坐着一群年老的乡里，围在他身旁，听他讲述着一些稍微夸大的故事，跟着抹眼泪。又或者，有不同的邻居登门，向母亲和我告状，父亲与他家孩子或者小狗吵架的故事。

父亲的形象彻底崩塌了。姐姐和我对他的称呼，不断调整，从“父亲”一路退化到昵称阿圆，甚至到后来，他与我那刚出生的外甥女并列，外甥女昵称小粒仔（闽南语叫娇小、圆润、可爱），家人都称呼他为大粒仔。

他竟然也乐于这样的称呼。继续惹哭那些年老的乡里，和邻居的小狗吵架。

然而，死亡迟迟没来。

为了期盼死亡的到来，他讲话都特意讲述得好像是遗言的感觉。他会说：我不在了，你自己挑老婆要注意；会说：我一定要火化，记得你走到哪就把我带到哪。他几次还认真地想了半天：没事的，我不在，家还在的。

我一直把他的这种话，当作对疾病和死神孩子气的娇嗔，然而，这种话还是刺痛我。特别是那句“我不在，家还在的”，会让我气到对他发脾气。

不准你这么说。我会大声地凶他。

我说的是实话。

反正以后不准你说。

他不吭声了。过一会儿，随便哪个人路过了，不管那人在意不在意，他会对着那人说：“我刚给我儿子说，我不在了，家还会在，他竟然对我发脾气，我没错啊。”

然后转过身，看我是否又气到要跑来凶他。

一开始我真的不习惯这个退化为孩子的父亲，何况撇去他的身份，这还是个多么奇怪的孩子，动不动把刺痛我的生死挂在嘴上。但我也知道，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

虽然死亡一直没等来，他却已经越发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慢慢地，他口中的死亡似乎已经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他没盼来的老朋友。他开始忘记自己决定要离开的事情，偶尔说漏了嘴：“儿子啊，你有了孩子会放到老家养吗？儿子啊，孙子的名字让不让我来取？”

我会调侃着问：“怎么，不死了？”

“死！”他意识过来了，“还是要赶紧死。”然后自己笑歪了嘴，一不小心，口水就从那偏瘫的左边嘴巴流了下来。

这个生僻的医学知识是父亲生病后我才知道的：冬天天冷，人的血管会收缩。上了年纪的人因此容易疲惫，而对父亲这样的中风者来说，血管收缩，意味着偏瘫的加剧。

上一个冬天他走路越来越不方便，几次左脚都迈不出步去，直接摔倒在地上。摔得头破血流，全身淤血。我终于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下令他在这个冬天要乖乖待在家里不准乱动。

他听了，像个小孩一样，眼眨巴眨巴地看着我，问：“如果听话，是否可以买我最喜欢的卤鸭来吃。”

我实在不明白，闽南的冬天何时冷得这么刺骨。我时常一个人站到风中去，感受一下风吹在头上头皮收缩的感觉，然后着急地为父亲套上帽子，裹上大衣。一不小心，原本就肥胖的父亲，被我们包裹得像颗巨大的肉丸一样，他常会取笑自己，这下真成了“大粒仔”了。

然而，那个冬天他还是突然昏倒了。吃饭吃一半，他突然扶住头说，有点晕，然后就两眼翻白，口吐白沫。

被惊吓的母亲赶忙掐人中，并嘱咐姐姐端来温开水，我则赶紧一路狂奔到医生那里去求助。

“我真以为自己要死了。”醒来之后他说，“唉，我真有点舍不得。”

“那就别死了。”我抱着他，久久不肯放。

好消息是，父亲又怕死了。不过医生也告诉我另外一个坏消息：随着年龄增长，父亲的血管会越来越收缩，以致“左半身会完全不能动，甚至以后大小便要失禁的”。

晚上，母亲拉着我偷偷商量。她算了一下，父亲可能再五年就完全要在床上了，她告诉我：“别担心我来负责照顾他。”那晚，母亲还算了另外的账，假如父亲活到八十岁，每年需要的药费，两个老人的生活费，以及“娶老婆的钱”，总共还需要很多很多。

“别担心，我们母子俩是战友，即使以后你爸不能动，我会边照顾你爸边做手工。而趁这五年，你能冲尽量冲。”——这是我们母子的约定。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也接受了我去北京找工作的准备。按照与母亲的约定，这五年我要尽量冲，每年就两三次回家，而且每次回家都是带着工作，常常和父亲打个照面，又匆匆关在房间写文章。几次他想我想急了，大清早在楼下不断叫我名字，通常写稿到凌晨五六点的我，睡眼惺忪地起身，走到楼下来，发脾气地说了他一通，让他别再吵我，然后摇摇晃晃地回房去睡。但第二天，他又一大早叫我的名字。

工作了三年，我惊讶地发现攒的钱竟然有将近二十万。没有告诉母亲，但我心里竟然产生一个奢侈的念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看，听说那里有一种可以伸入人大脑血管的纳米钳，那种仪器有可能把堵在父亲大脑里的那个瓣膜拿出来。

我开始像个守财奴，每天白天苛刻地计算一分一毫的花费，到晚上总要打开网上账户，看看那一点点增长的数字。

一切正在好起来，我和母亲说。她不知道我的计划，但她显然很满足这种已经摆脱生存困境的生活。心里暗暗想，再三年，要帮父亲找回他的左半身，然后，我的家又会康复了。

然而，那个下着雨的午后，路上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着世界杯开幕式的倒计时。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电话。

你方便说话吗？

方便啊，你怎么没看世界杯，你不是很爱看足球吗？

我不方便看。我要和你说个事情，你答应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得开。

你怎么了，说话这么严肃？

你答应我吗？

嗯，好啊。

你父亲走了。下午四点多，你母亲回家，看到他昏倒在地上，她赶忙叫我们开车送他到医院急救。但在路上，他已经不行了。

你不是已经不想死了吗？我心里痛骂着父亲。

你不是不想死吗？你怎么一点诺言都不守？

从北京搭飞机到厦门，又转车到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父亲躺在厅堂前，还是那肥嘟嘟、一脸不满意的样子。邻居的家里，传来世界杯开幕式的欢呼声。这是四年一度全世界的狂欢，他们没有人知道，这一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不见了。

我哭不出来，一直握着父亲的手。

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大骂着，你怎么这么没用，一跤就没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讲信用。

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来。

亲戚走上来拉住我，不让我骂，她说，人死后灵魂还在身体里的，“你这样闹，他走不开，会难过到流血水，他一辈子已经够难了，让他走吧，让他走吧。”

我惊恐地看着不断涌出的血水，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地说：“你好好走，我已经不怪你，我知道你真的努力了……”

哄着哄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父亲火化后第二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不满地问我，为什么只烧给他小汽车，没给摩托车，“我又不会开小汽车”，梦里他气呼呼地说。

醒来告诉母亲，不想，她说她也梦到了。梦里父亲着急地催着：他打算自己骑摩托车到海边去逛逛，所以要赶紧给他。

“你那可爱的父亲。”母亲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