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需要控制的不是孩子, 而是自己那颗放不下的心

在孩子小时候，给他们安排太多计划、把他们的生活控制得太死——包括帮孩子扫清成功路上的一切障碍的“铲雪机式家长”，可能是浪费时间，甚至可能会完全毁掉孩子的未来。

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什么样的未来中。这个未来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甚至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儿童茁壮成长所需的最佳土壤是爱和安全感，而不是控制和着重于教化的狭隘抚育方式。

我们能给予子女的礼物是停止担心，把眼光放长远，让下一代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意味着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我们必须放手。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未来可能会不那么光明。

 

家长们似乎正面临困境。我们沉迷于“家长”这份工作，试图塑造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快乐、顶着高分和成就的光环、准备好迎接未来——尽管他们的未来是我们无从知晓的。

与此同时，混乱、可怕的外部世界潜伏在四周，我们无法控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自己的恐惧和担忧，我们努力保护我们的孩子，以至于如今一名中产阶级子弟的童年一直持续到上大学，甚至更久。

现代家长事无巨细的管理与不可知的外部世界极不匹配。为了平息这种危机，父母（以我的经验来看，这往往意味着容易焦虑的中产阶级母亲）积极地从那些讲述如何修复家庭生活、为孩子设计更成功未来的书籍中吸取建议。

一、“铲雪机式家长”可能会毁掉孩子的未来《虎妈战歌》(Amy Chua’s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2011年)从这些紧随亲子教育思潮的手册中脱颖而出。这部回忆录的作者是一名美籍华裔母亲，她培养出了两个成就非凡的女儿，书中详述了一套传统的亚洲生活计划是如何创造奇迹的。

关键原则包括：非常严格、强制音乐训练、不允许擅自参加戏剧、体育活动或在外留宿。一夜间，“虎妈”成为了把管孩子变成一份重要管理事业的女性的代名词。

然而，《园丁与木匠：用新的儿童发展科学来讲述亲子关系》、《美国童年终结：从不干涉到管制的亲子教育史》这两本新书表明：

在孩子小时候，给他们安排太多计划、把他们的生活控制得太死——包括帮孩子扫清成功路上的一切障碍的“铲雪机式家长”，在孩子进入大学后仍然在他们头顶徘徊不去的“直升机”式的父母——可能是浪费时间。这甚至可能会完全毁掉孩子的未来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

所有父母或者想要成为父母的人都应该阅读艾莉森•戈普尼克所著的《园丁与木匠》。任何觉得自己的人生被父母祸害了的成年人，或许也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些许慰藉。

“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管孩子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是戈普尼克惊人的初步论断之一。她主张不要“管孩子”，而是用一种灵活得多的方式做父母，核心是照顾孩子：“爱没有目标、标准和蓝图，但是爱有目的。爱的目的不是改变我们所爱的人，而是为他们提供他们蓬勃发展所需的条件。”

父母的角色在本质上是抚育，而不是塑造或者构建：父母是“园丁”，而不是“木匠”。戈普尼克接下来表明，努力让孩子有出息的做法既无用又耗时、还可能造成伤害。

戈普尼克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心理学和哲学教授，管理着该校一间认知科学实验室。

罕见的是，她的书虽然的确很学术，但并不难懂，并且依托于她作母亲和祖母的经历。尤其是她蹒跚学步的孙子奥吉(Augie)在书中频频出现。戈普尼克写道，“当了奶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在过去寥寥无几。”

当然，直到越来越多的女人参与到科学研究中以后，“我们才知道采集和狩猎同样重要，育儿的复杂性像竞争和欺骗的策略一样有意思。”这些论述令人欣慰，对“女人的工作”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它是人类持续成功的最核心要素。

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什么样的未来中。这个未来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甚至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父母的天职不是决定子女生活的面貌。
相反，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天职是提供保护下一代成长的空间，孩子可以在其中发展出我们完全预料不到的、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无论是好是坏。这是演化生物学以及……儿童发展实证研究描绘的画面。
戈普尼克的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她如何引导读者了解，儿童茁壮成长所需的最佳土壤是爱和安全感，而不是控制和着重于教化的狭隘抚育方式。

或许，目标导向型父母最难接受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让孩子自己去犯错。“你现在之所以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是因为你做过不那么好的决定、然后纠正了这些决定。”

二、成为全世界分数最高的人，对探索世界没什么帮助

尽管我们之前或许听过这话，但戈普尼克依据科学做出的论断是对目前主流氛围——指导和辅导子女（往往以巨大代价）避免失败的纠正。
但是，如果父母明知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应该比如说学一种乐器（尽管学艺过程对所有相关人等往往都很辛苦，但是有一天肯定会为他们带来快乐），该怎么做？戈普尼克没有说明这点。
毕竟，孩子总是通过一遍遍模仿成年人的行为来学习。音乐和运动都是以这种方式学习，众所周知，熟能生巧。

然而，她的确指出了一点：西方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往往不是特别适合孩子的大脑接受。“一刀切”的模式无法适用于所有人。

大人期望孩子在课堂里通过老师的教授来学东西，这种学习往往是被动的体验，要求全神贯注于一个非常狭窄的区域。

我们都很熟悉这种基于课堂的体系，但是戈普尼克鼓励我们退出这种体系。“（孩子们）天生会模仿和练习对周围的成年人来说最重要的活动。在学校里，无论有意还是无心的，这都意味着集中注意力、考试和分数。”
数年后，课堂体系的结果出现在戈普尼克的实验室——那些最成功的高分学生进入一所知名的大学，愤怒又意外地发现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成为“学徒”科学家和学者。“成为全世界分数最高的人，对探索有关世界的新真相和新的成功方式没多少帮助。”
戈普尼克阐述了一件困扰我们中许多人整个成年生涯的事情（原因或许是我们没有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们相信，成功源自好的考试成绩。我擅长考试，这件事在事业方面对我有利。

然而，在办公室之外，那些作为人类原本应该具备的实用技能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却让我觉得困难重重。看起来似乎我没有进行足够多的“探索”式或模仿式学习——当然也没怎么冒险。戈普尼克表示，我们需要避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犯下同样错误。

三、事无巨细地管孩子，会殃及他思想的活力与独立性戈普尼克的话题主要涵盖儿童个体及其发展，而另一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历史学家葆拉•法斯(Paula Fass)则写了一本与她的书互补并发人深省的著作。

该书涵盖了社会方面的图景——囊括了自美国革命以来的童年、以及一代代儿童如何被抚养长大的全面历史。

她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儿童并不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被养大的。

“戏院、歌剧和日常新闻已知晓了一段时间的东西，历史学家眼下才刚刚知晓。正如我们刚开始明白，代际关系对于塑造我们的民族和社会有多么重要。我们的个人历史发生在我们个人生活的小舞台上，然而这些都与更大范围的政治和文化世界深深缠绕在了一起。”

在这个背景下，该书充满悲观色彩的标题《美国童年的终结》指向了法斯的结论，即事无巨细地管孩子的现代美国父母，是在抛弃美国的一项长期传统——思想和行为独立，而正是这个长期传统让新世界（the New World，指美洲大陆——译者注）的儿童与欧洲儿童不同。

“合众国早期的美国儿童很早就学着独立。他们既没有被纵容，也没有被娇惯。他们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有一定发言权，在情况允许的时候也有自由时间去玩耍。不过，这些儿童也被视为‘小公民’——有能力也有潜力的人。”

在早期美国，儿童——即使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得在家里或田间干活，在更发达的欧洲国家则没有这回事。在这些欧洲国家，富裕家庭里有仆人，儿童被视为需要保护。此外，许多年轻的美国人需要具备开创精神——他们很早就要自己谋生。
法斯表示，在19世纪的美国，人们对儿童的期望“更灵活”一些。正如她所证明的，这种灵活性催生了思想的活力和独立性，而这种活力和独立性为美国初生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比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强烈反对长子继承和限嗣继承，正是英国物权法的这两点将土地置于永久的、极不民主的家庭传承模式之下”。

到1800年，在美国，女儿有了与儿子同等的继承权。（与此同时，在英国，贵族中仍存在长子继承现象——不过英国于2013年废除了王室的长子继承制。）

随着19世纪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社会再次发生了改变。法斯则娴熟地跟踪研究了这一局面导致的种种紧张关系和变动。这些移民认为，他们“横穿大洋是为了生存和争取成功，却未必是为了改变”。

然而，他们的子女在家庭以外接触了美国的自由，也往往成为家族成员中唯一会说英语的——这让他们取得了强有力的地位。父亲们往往会感觉到，他们作为传统父权制欧洲家庭一家之主的权威面临威胁。

二战以后，欧洲养育子女的方式变得更像美国——整个欧洲的中产阶级都不那么强调家庭中的等级关系了。冷战后民主的扩散以及西方青年文化的崛起加速了这一转变。

不过，法斯认为，过去几十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切断了美国家庭与其自由派先锋传统的联系。欧洲也在同样发生这一变化，因为这一变化是对全球力量重心转移的反应。
法斯暗示，21世纪“真正让人担忧的问题也许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中，如何能维持对独立的执著”。关系前所未有地重大。导致的结果就是，现代父母不那么愿意让子女独立了。父母正在给予孩子的（甚至是较大的孩子），“只是传统成功秘方的一半……他们正在给予孩子他们心目中的自治，却没有给孩子真正的责任感。

四、停止担心，把眼光放长远，让下一代开辟自己的道路我们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国际地缘政治前景动荡不安，而且正如法斯指出的，“包括在（文化潮流中的）自传时常暴露各种虐待子女的父母和艰难的童年，越来越多育儿建议是为了回应担忧和焦虑”。
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应该做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努力，去保护我们的子女免遭残酷的21世纪世界的伤害。
《美国童年的终结》是对这一前景的纠正。通过将我们与过去重新联系起来，法斯向我们再次确认一条普遍适用的真理：父母始终是疼爱和担忧子女的。而且，正如戈普尼克指出的：“做父母（相对于‘管孩子’而言），而担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法斯和戈普尼克的作品向我们证明，神经科学和历史都告诉我们，多一点现实的探索、少一点父母的娇惯会让子女受益。

也许多数儿童不可能下地干活，但他们也许可以在少年时代打份工，或者让他们自己搞定考试复习——这考验他们的勤奋，如果他们不及格，则考验他们的承受能力。

我们能给予子女的礼物是停止担心，把眼光放长远，让下一代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意味着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我们必须放手。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未来可能会不那么光明。正如戈普尼克所警告的：“按照我们自身形象、或我们目前的理想形象塑造（子女），实际上也许会让他们无法适应未来的变化。”（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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