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到一个朋友家,她发愁正在读初二的儿子不会写作文,问我怎样才能让孩子学会写作文。我说先看看孩子的作文本。小男孩很不情愿的样子,能看出来他是羞于把自己的作文示人。直到男孩和小伙伴们去踢球,他妈妈才悄悄把他的作文本拿来。
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件有趣的事》。小男孩酷爱足球,他开篇就说他认为踢足球是最有趣的事,然后描写他踢球时的愉快,球场上一些精彩的细节,还穿插着写了两个他崇拜的球星。看起来他对这些球星的情况了如指掌,写得津津有味,如数家珍。
男孩的这篇作文写得比较长,语言流畅,情真意切,还有一些生动的比喻。看得出他在写作中投入了自己的感情。虽然整个文章内容与标题框定的外延略有出入,总的来说属上乘之作。我从头看到尾正要叫好时,赫然看到老师给的成绩居然是“零”分,并批示要求他重写。
我万分惊讶,不相信作文还可以打零分,况且是这样的一篇佳作。
赶快又往后翻,看到男孩又写了一篇相同题目的。他妈妈在旁边告诉我,这就是在老师要求下重写的作文。
这次,“一件有趣的事”变成了这样:踢球时有个同学碰伤了腿,他就停止踢球,把这个同学护送到医务室包扎伤口,又把同学送回家中,感觉做了件好事,认为这是件有趣的事。这篇文章的字数写得比较少,叙事粗糙,有种无病呻吟的做作。老师给出的成绩是72分。
朋友告诉我,这一篇内容是儿子编出来的,因为孩子实在想不出该写什么。但凡他能想到的“有趣”的事,除了足球,都是和同学们搞恶作剧一类的事情,他觉得老师更不能让他写那些事,只好编了件“趣事”。
我心中隐隐作痛,仿佛看到有人用锤子蛮横地砸碎一颗浑圆晶莹的珍珠,然后拿起一块石子告诉孩子,这是珍珠。
既然我不能去建议学校让这样的老师下岗,只能希望男孩运气足够好,以后遇到一个好的语文老师,那对他的意义将是非同小可的。
有一次,我在北师大听该校教授、我国著名的教育法专家劳凯声先生的课。他讲到一件事:小时候母亲带他到杭州,他第一次看到火车,觉得非常惊奇,回来兴冲冲地写篇作文,其中有句子说“火车像蛇一样爬行”——多么形象,那是一个孩子眼中真实的感受——却被老师批评说比喻不当。这很挫伤他,好长时间不再喜欢写作文。直到另一位老师出现,情况才出现转变。这位老师偶然间看到他的一首诗,大加赞赏,还在全班同学前念了,并推荐给一个刊物发表。这件事给了他自信,重新激起他对语文课和写作文的兴趣。
学者的童年也有这样的脆弱,可见所有孩子都需要正确教育的呵护。假如劳先生遇到的后一位老师也和前一位一样,那么当前我国教育界也许就少了一位学术领军人物。
这个男孩能有劳先生的运气吗?
有句话说,世上最可怕的两件事是“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前者能要人的命,后者能扼杀人的激情和创造力。
现在害怕写作文和不会写作文的孩子非常多,老师和家长总在为此发愁,除了埋怨和批评孩子,有多少人能从作文教学本身来反思一下,从教师或家长的身上寻找问题的根源呢?
有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孩,她父母工作很忙,家里请了保姆。有一次老师布置作文题《我帮妈妈干家务》,要求孩子们回家后先帮妈妈干一些家务,然后把干家务的体验写出来。
女孩很认真地按老师说的去做,回家后先擦地、再洗碗,然后在作文中写道:通过干家务,觉得做家务活很累且没意思。平时妈妈让我好好学习,怕我不好好学习将来找不到好工作,我一直对妈妈的话不在意。现在通过干家务,觉得应该好好学习了,担心长大后找不到工作,就得去给别人当保姆。
这个刚开始学习写作文的小女孩,她说的话虽然谈不到“高尚”,但是真心话。可这篇作文受到老师的批评,说思想内容有问题,不应该这样瞧不上保姆,要求重写。
小女孩不知如何重写,就问妈妈,妈妈说:你应该写自己通过做家务体会到妈妈每天干家务多么辛苦,自己要好好学习,报答妈妈。小女孩说:可是你从来不干家务,我们家的活全是阿姨在干,你每天回家就是吃饭、看电视,一点也不辛苦啊。妈妈说:你可以假设咱家没有保姆,家务活全是妈妈干。写作文就要有想象,可以虚构。
教师和妈妈的话表面上看来都没错,但她们没珍惜“真实”的价值,曲解了写作中的“想象”和“虚构”,这实际上是在教孩子说假话。虽然主观用意都是想让孩子写出好作文,却不知道她们对孩子的指点,正是破坏着写作文中需要用到的一个最大的“技巧”——“说真话”。
之所以说“说真话”是写作的最大技巧,在于说真话可以让人产生写作兴趣,发现写作内容,即想写,并有东西可写——没有这两点,写作就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写作激情来源于表达的愿望,真话才清楚自己想表达什么,才有可表达的内容,才能带来表达的满足感。没有人愿意为说假话去写作。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写作,说假话总比说真话更费力气,难度更大,并且虚假的东西仅仅带来需求上的满足,不能带来美的愉悦。
如果孩子在写作训练中总是不能说真话,总是被要求写一些虚假的话,表达自己并不存在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思维就被搞乱了。这样的要求会让他们在写作中不知所措,失去感觉和判断力,失去寻找素材的能力。于是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知该写什么。
不说真话的写作,使学生们在面对一个命题时,不由自主地绕过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放弃自己最真实的情绪和体验,力不从心地搜罗一些俗不可耐的素材,抒写一些自己既没有感觉,又不能把握的“积极向上”的观点。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中小学生有这样的通病:在写作文时没什么可写的,找不到素材和观点,拼了命去凑字数。
这样做出来的作文可能符合“规定”了,但它的负面作用会很快显现出来——不愉快的、做作的写作让孩子们感到为难,感到厌倦,写作的热情和信心被破坏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孩子讨厌写作文。
现在中小学作文教学花样何其多,作文课上,老师会告诉孩子很多“写作技巧”。但那些都属于“小技”的范畴,最大的技巧“说真话”却总是被忽略,甚至被人为地毁坏着。当一个人干一件事时,如果没有“大技”只有“小技”,他是既干不好也干不出兴趣的。失去“大技”,其实连“小技”也难以获得。
尽管教师在讲“作文技法”时都会讲到写作要有“真情实感”,可学生在实际写作中很少被鼓励说真话。来自教师、家长和社会的“道德说教”意识仍强有力地控制着学校教育,从孩子开始自我表达的那一天,就急于让他们学会说“主流话语”,而从不敢给他们留下自我思考和自我表达的空间。教师对作文的指点和评判,使学生们对于说真话心存顾虑,他们被训练得面对作文本时,内心一片虚情假意,到哪里去寻找真情实感呢?
文以载道,文章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品德情操,中小学生的作文训练也确实应该肩负起孩子们思想品德建设的责任。正因为如此,中小学生的作文训练首先应该教会孩子真实表达、自由表达,然后才谈得上“文字水平”与“思想水平”的问题。把孩子引向虚饰的表达,既不能让他们写出好的作文,也达不到思想教育的目的。
当孩子把真实表达改变为矫情表达,他就开始去说言不由衷的话;当孩子把自由表达拘束在大人提出的框框里,他的内心就开始生长奴性思想;当他为作文成绩而曲意逢迎时,他就在磨灭个性,滑入功利和平庸……这些对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建设又何尝不是破坏性的呢!
鲁迅说过,流氓就是没有自己固定的见解,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毫无操持可言。从小的流氓语言训练,是会养育出流氓的。
正常的写作其实是个自我思考的过程,所以也是在思想上自我成长的过程。一个孩子面对一个命题能进行独立的思考,他的思考是自由而诚实的,他就会找到自己想表达的内容,他心里就会有很多想说的话,不用为了凑字数而写些空洞无物的话,动笔时就不会发愁。如果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并没有使他堕落的因素,他绝不会因为在作文中可以自由表达而变得思想不健康;而思想的成熟自然可以带来写作上的得体。
我在对圆圆的作文辅导中,一直向她灌输诚实写作这一点,所以她在作文中一直能流露真性情。
记得她上初中时,有一次学校搞一个母亲节感恩活动,要求每个孩子在周末回家时,给妈妈洗一次脚,然后回来写一篇文章,谈自己给妈妈洗脚的感受。
这个“命题”的用意一目了然,它要求学生们写什么其实已摆明了。在这之前我就听说别的学校搞过这样的活动,这之后也听说过某些学校在搞。
大家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洗脚”呢?联想到前几年每到“学雷锋”的日子,就有人上大街给人免费擦皮鞋,享受服务的人多半是来占小便宜,靠擦皮鞋维持生计的人则可怜巴巴地看着生意被抢——这简直是对雷锋精神的亵渎!
我觉得“洗脚”和“擦皮鞋”这两种“创意”背后,总有什么相同的东西,这个东西让我感到不舒服。
圆圆回家对我说了这事后,我能看出她也有些为难。
平时我们很愿意配合学校做一些事情,这次这个事比较别扭,我们心照不宣地都有些不想做。我对圆圆说:妈妈还这么年青,也很健康,为什么用你来给洗脚呢?哪怕我老了,只要自己能干,洗脚这个事也不愿别人代劳。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关爱,但只有一个人需要帮助时,我们才有必要去提供帮助。关爱的方式得体,才能给被关爱者带来快乐,否则的话不如不做。
圆圆小小的心可能还是有些困惑和为难。我就跟她分析说:如果妈妈在工作或生活中需要经常翻山越岭地去走路,双脚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回家累得不想动,你给妈妈洗洗脚是有意义的;现在妈妈每天乘车去办公室,大部分时间坐在椅子上,双脚并不比我的双手更辛苦,也不比我的脸经受更多风吹雨淋。这样看来,给妈妈洗脚还不如给妈妈洗手、洗脸呢——可是,这有意义吗?
圆圆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但她还是顾虑作文该怎么写。我于是问她:你认为学校搞这样一个活动的用意是什么?
她说是让孩子理解妈妈、体贴妈妈,通过给妈妈做事来表达对妈妈的爱。我又问她,那么你想做一件事向妈妈表达爱吗?她点点头。
我笑了,像平日里经常做的那样,双手把她的脸蛋掬住,用力往中间挤,她的鼻子就陷在了两个凸起的脸蛋中,嘴像猪鼻子一样拱起来。我亲亲她的小猪嘴说,今天晚上妈妈和爸爸都不加班了,现在我最想咱们三个人一起到外面散步,你好长时间没和爸爸妈妈一起散步了吧。圆圆愉快地说好,我们就一起出去了。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都很忙,这样的悠闲还真是难得,正好可以一边散步一边把这段时间积攒的话聊一聊。
回来后,我对圆圆说,如果人人都写自己给妈妈洗脚,由此感悟出应该孝顺妈妈,那就太没有新意了。你今天晚上其实也孝顺了妈妈,因为你放下作业,不害怕浪费时间,陪爸爸妈妈散步,这是让妈妈感觉最享受的,也是我眼下最想要的,这真的比洗脚好多了。
圆圆由此感悟出孝顺妈妈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重要的是有真情实意。
我平时总告诉圆圆,写作文时,尤其面对一个命题作文时,要调动自己的诚意。因为题目来自老师,乍一看题目,可能自己一下找不到感觉,不知该写什么,那么在动笔之前一定要问自己:就这个题目或这方面内容,我是如何理解的,我最想说什么,我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吗,我最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出于思维习惯,她很快找到了写作的内容和想法。我后来看她这篇作文,她如实地写出了自己面对这个题目的感受,写了妈妈和她的交谈,写了我们以散步代替洗脚以及她自己感悟到的东西,文中也表达了对妈妈的尊敬和爱。她写得很诚实也很流畅。
后来学校召集家长开会,教导主任谈到这一次活动,很动情地谈到两个调皮的孩子通过活动出现了转变,以说明这次活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两个孩子都是写他们给妈妈洗脚,发现妈妈的脚那么粗糙,长满了厚厚的茧子,他们因此很心疼妈妈,决心以后好好爱妈妈,用好好学习来报答妈妈。
因为教导主任念的只是这两个孩子作文中的片段,我没了解到孩子们作文的全貌。我想,如果两个孩子的妈妈都是由于特别的原因,为了工作或家庭让她们的脚受了很大的苦,长出了那样一双脚,那是应该感动孩子的,孩子写出的也是真情;可如果他们的妈妈和别人的妈妈没什么两样,只是因为她们喜欢穿高跟鞋、喜欢运动或不注意脚部护理,那么妈妈的脚凭什么能激起孩子那样的感情呢?脚上的老茧和母爱有什么关系,脚保养得好的妈妈就不是吃苦耐劳的妈妈吗?真担心孩子们在无病呻吟,说虚情假意的话。
当代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认为,说与写能力的训练,首先还是要培育一个态度,即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真实的思想与情感。他批评当下教育中“老八股”、“党八股”依然猖獗,并且合流,渗透到中小学语文教育中,从儿童时期毒害青少年,这会后患无穷。他认为这不只是文风问题,更是一个人的素质和国民的精神、道德状态问题。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学生在写作中胡编乱造,说违心话,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心灵就被扭曲了。
写作中的虚构与虚假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实质上是有想象力与缺乏想象力的区别。基于真情实感的虚构,是具有想象力的美的东西;虚假的文字是缺少真情实感和想象力的勉强之作,不会有美在其中。
“当你要求儿童说出自己的思想的时候,要保持审慎而细心的态度……应当教会儿童体验和珍藏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教他们寻找词句去诉说并不存在的感情。”
在写作中“说真话”开始是意识问题,到最后就变成了习惯和能力问题。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一些虚假训练包围,那么他就可能丧失了说真话的习惯和能力,不是他不想说,是他已经不会说了。要恢复这种能力,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说,写作“首先是勇气方面,然后才是技术问题”。写作中说真话的勇气,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容易培养,耽搁了,也许一辈子也找不回来。
当我们苦苦寻找“写作技巧”时,其实技巧多么简单——写作时请首先记住“说真话”。给孩子灌输这一点,它的意义超越了写作本身。就像钱理群先生说的,“培养一个人怎样写作,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培养一个人怎样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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