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8世纪后半叶,自己喂养孩子在法国妇女中变得很时髦了,这大半是日内瓦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功劳。在喂养教育孩子的方式上,他提倡“野蛮人的高贵”和“遵循自然的方式”,当然对待他自己的孩子除外,他把自己的5个孩子都丢进了孤儿院。 卢梭的思想影响了他同时代的人,让婴儿喂养方式发生了关键性改变。他攻击伟大的柏拉图,反对把国家置于家庭之上,他反问:“难道不爱家庭——这个国家的灵魂,微型的国家,爱国主义就能盛行吗?”在卢梭看来,家庭就是被强有力的父亲保护的喂奶的母亲和孩子。 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是这么做的,她公然反抗专制的母亲,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莎,这位哈布斯堡王朝的女皇是7个孩子的母亲,她把所有的孩子都交给乳母。奥地利出生的法国王后勇敢结束了几个世纪的王室传统。在英国,玛丽王后的朋友,德文郡女公爵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解雇了奶妈,成功按照卢梭的精神喂养了她的女儿。 虽然卢梭的观念对某些中上层的贵族妇女有吸引力,但是城市贫苦的工人母亲却没别的选择,只能把自己的婴儿送到乡下,让那些疏忽大意的奶妈照管。结果这些婴儿的死亡率奇高,听了让人毛骨悚然,记者西蒙·沙玛称之为“乡村的死亡商业” 。
18世纪巴黎著名剧作家博马舍用他从《费加罗的婚礼》中所得的全部收益建立了母亲福利协会,鼓励工人母亲自己喂养孩子。 仿佛转眼之间,卢梭的年轻信徒们就推翻了法国王室,处死了国王和玛丽王后。新掌权的狂热分子像忠于代议制政府和法律一样,忠于母亲应该自己喂养婴儿的信仰。他们认为把婴儿交给奶妈是一种腐朽的道德观念,与新的平等观和职责感水火不容。出现1790年的一个革命性雕塑“自然和平等的母亲”,表现了法兰西母亲给她的两个孩子喂奶的情景。一个纪念法兰西共和国的纪念章上,激进派领袖罗伯斯庇尔用杯子接住从自由女神乳房里流出的乳汁,把它交给一个爱国者,一个成人形象。在大革命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哺乳,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象征着爱国主义和自由。
在1792年, 法兰西共和国宣布成立的那一年,英国著名女权主义者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发表了《女权的辩护》,这也是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攻击卢梭对女人屈尊降贵的态度。虽然她同意卢梭关于母亲亲自哺乳的观念,但是出于不同的理由。她认为一个女人应该哺育自己的孩子,不是生物学意义上决定的,也不是因为这是公民的美德,而是因为女人有权利这么做。她认为传统上女人只不过是轻佻的漂亮的玩偶,是男性性想象的对象,通过哺乳,女人把自己从这种形象中解放出来。
19世纪的激进主义者对哺乳问题依然非常热衷。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就不想把孩子交给乳母,但是很遗憾,他失败了,后来他离弃了孩子,娶了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的女儿——后来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的玛丽·雪莱。1848年,法国讽刺画大师奥诺雷·杜米埃画了《共和国》以纪念又一次的法国革命。在杜米埃的画中,一个强壮、高大的女人代表共和国,她手拿三色旗安然而坐,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她怀里吃奶,第三个孩子在她背上读一本书,这幅画的寓意是,法兰西政府就像一个好母亲,将会哺乳并教育好她的孩子。